伊朗寻求为油气开发项目吸引200亿美元投资

在当时的延安，王明的右倾路线仍在延续，在思想上带来新的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受其影响，使毛泽东一度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59此等历史构造实质性地决定了一套目标指向明确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理论有待形成，注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伴随共产党谋求自我更新的深度与程度而渐趋完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国国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其次，对内我们现在需要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对物——政法体制——的关注，而不只是单向度地聚焦于对词——法治话语——的研究。58显然，虽皆赞同党的领导，但两者在阐释党的领导如何实现上却分处由强到弱光谱的两端。较之发达国家，这样的制度，虽是一种更为集中的政治体制，但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31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48梁治平：《有法与无法》，载《上海书评》第401期，2016年10月9日。

在律师之治下，什么事情都要诉诸司法，使得司法体系不堪重负，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社会经济成本无比高昂。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在伴随结果的领域，他只是没有从认识上避免，至于意志方面则不需要了。

[42]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刑终43号刑事判决书。事后，被告人陈某继续从事卖淫，并与嫖客郑某、殷某、石某等人发生性关系。这里所谓的间接的方式，是指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在未有其他外在因素介入的条件下，因行为而径直导致这一死亡结果，这是一种间接而且是透过事件的流程（indirecte er per accidens）所确定的意志。至于被告人的杀人动机如何，是积极希望还是放任被害人的死亡，并不是故意的成立要件，最多作为一种量刑情节来考虑。

对于司法实务而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已经合法获得的证据认定故意的存在，对于学说而言，核心的问题则在于对故意的成立要件进行定义。[3]参见［日］内田浩：《结果加重犯的构造》，信山社2005年日文版，第75页以下。

[22]Guenther Jakobs, Strafrecht AT，2Aufl.,1993，8.Abschn, Rn.23. [23]参见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2015）鄂大冶刑初字第00383号刑事判决书。参见杜宇：《基于类型思维的刑法解释的实践功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是否存在结果回避措施及其程度。[52]参见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5）鄂红安刑初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书。

从根源上来说，账号与数据信息是从事互联网交易行为的基础，但技术才是互联网犯罪的支撑，当通过恶意软件盗取账号与信息时，就从源头上扰乱了互联网秩序。[41]这是主张将抽象的预见可能性说与法益相关联的观点，可以说是对危惧感说的修正，最近在日本刑法学界中逐渐得到支持。因此，有学者对该学说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先应当认识到结果发生的盖然性，在此基础上，行为人并未形成对于该认识的反对动机。[1]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页。

作为实现意思的下位基准，可以考虑以下因素：认识事实的实现可能性的程度。从案情出发，开车从人身上碾过这一点，在社会一般人看来当然具有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而行为人是在认识到被害人在自己的车底下这一点的基础上实施该危险行为的，因此当死亡结果最终实现时，即可认为行为人是在故意的支配下完成该因果流程的。

具体而言，在普珀看来，德国学说与实务中对于意欲因素的检验，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将故意的成立与否求诸于行为人的恣意性决定，以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感受为审查基准，不得不说是忽视了法律判断在评价上本来应有的客观性立场。如果没有在网上或群组公开传授犯罪方法，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娴熟掌握犯罪技巧。

笔者赞成将这一观点适用于解释打击错误的情形。（四）认识才是故意的本质要素 从理论上的内在推动力而言，规范责任论的建立必然推动故意的客观化，再加上二战之后对于行为人刑法、主观主义刑法的反思，在故意的认定上，仅仅关注行为人是否认识或预见到行为的危险性以及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说逐渐成为有力的学说。气急之下，秦某某从被告人詹桥的车上下来并脱掉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往水库里走。初步查明马某等人盗窃支付宝账户3000余个，金额6万余元。（四）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可否相互补强 德国学者许内曼试图利用类型学的观念说明故意的内部构造，他认为，决定行为支配的认知因素具有层级性，即具有程度高低之分，对于结果发生概率的认知，从最高的确定有把握一直到最低的不一定可能。初步查明，张某等人通过销售盗号软件非法获利二百余万元。

车辆行驶二三十米距离后，晏某某未见刘某某，但并未停车查看，仍继续行驶，导致刘某某被客车碾压致死。（五）实现意思说的具体适用 实现意思说认为，有必要将故意的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放在构成要件故意（违法故意）的层面上进行考虑，在这种意义上，当存在指向结果发生而操纵行为的实现意思时，就肯定故意。

第二，这一观点将故意视为客观情状在主观上的反映，是一种心理状态，但根本无法确定行为人脑中是否描绘了犯罪事实的画面，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认定问题，也是一个规范评价问题。[15]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第二版），弘文堂2010年日文版，第219页。

[47]对于该案件，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扔石块故意伤害肖某某时误伤杜志家，系打击错误，虽然行为对象与预期不符，但侵犯的法益相同，即侵犯了他人的身体健康权，都在同一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之内，其行为同样构成故意伤害罪。[17]这里的实现意思是指，指向结果的发生而预见因果关系，实现所意图的结果，并为回避没有意图的附随结果而采取适当手段的、控制行为的意思。

[1]从这一定义出发，一般认为故意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组成，并且知与欲这两个因素必须同时存在，才能证明故意的成立。[39]参见冯亚东：《间接故意不明时的过失推定》，《法学》2013年第4期。然而，能否认定这一因果流程是在被告人主观故意的支配下完成的，则存有疑问。然而，即使是否定间接故意概念的费尔巴哈，在故意的认定上，也不得不采用推定的方式，这本身足以表明费尔巴哈对于间接故意概念的批判以失败告终。

[38]也有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认为，对于罪过之性状本来就模糊不清的疑难案件,只能退而求其次将之认定为过失犯罪,并在相应刑罚幅度内适当从重处罚。根据动机说，才能将两者统摄于一个故意概念之中。

在这一意义上，故意的客观化成为必然，但有疑问的是应当被客观化到什么程度。在故意认定的问题上，德国与日本固然存在诸多学说，然而，这些学说的基本构造与基础是什么，其在司法实务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值得追问。

[39]还有学者从解释论的进路出发，将故意与过失视为一种层级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高宇明知被害人已被其碾压至车下，为逃离现场又倒车对被害人进行二次碾压，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杀人的间接故意。

是否存在将结果纳入计算范围的意思及其程度。[15]因此，动机说重视的是行为人的认识对于行为的动机形成过程的影响。[26]Ingeborg Puppe, Der Vorstellungsinhalt des dolus eventualis, ZStW 103(1991)，S.1. [27]Ingeborg Puppe,Vorsatz und Zurechnung,1992,S.39. [28]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简言之，故意是对行为及其结果的认识。

附随结果也是知的内容，并且可以看作是依赖于欲。然而，从该学说的下位基准来看，判断的对象都指向对于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

当存在认识错误时，就出现了两个构成要件，一个是行为人基于行为当时的故意而设定的A构成要件，另一个是在客观上被实现的B构成要件，于是，错误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对基于事前判断的A构成要件与基于事后判断的B构成要件进行比较与取舍之后，是否可以将其内容归属于行为人的认识。（六）小结——恣意的意志说 尽管在意志说的内部出现诸多理论变种，但在将行为人对于事件发生，尤其是构成要件结果欲求态度纳入故意的考量范围之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这一立场一直以来都遭受诸如以下的批判：第一，故意与过失仅仅在对于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不同，是量上的区别，容易混淆了故意与过失的界限。[20]参见［德］弗兰克：《论责任概念的构造》，冯军译，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以下。